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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底线思维与西方发展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2019/9/12 22:17:19

张维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底线思维与西方发展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郑和下西洋的主力舰比80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排水量大100倍。16世纪之前从中国传到欧洲的科技发明,除了“四大文明”,还有铸铁、弓形拱桥、独轮车、弓弩、深钻技术、活塞风箱、瓷器、河渠闸门等大量技术。文化上也是长期领先。英国历史学者说在印刷术尚未传到欧洲之前,也就是15世纪上半叶,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家中仅有6本书,羊皮纸的手抄本。伏尔泰曾多次说过: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中国与欧洲当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首先,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康乾盛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而当时欧洲几乎天天在打仗,整个17世纪欧洲仅3年没有全局的战争。其次,中国是世俗国家,欧洲大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战争30年,日耳曼民族三分之一人口消失了。对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而言,当时的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度,孔子是最理想的哲学家。

 

后来中国国运不济,鸦片战争后一再被西方打败。国人开始变得不自信,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按照美国模式建构中华民国。对于民国政府,《纽约时报》抗战时期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曾做过这样的评论:民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美国化、学历最高的政府,但也是最脱离中国实际,最无能的政府。它的行政院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新闻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立法院院长、驻外大使几乎都是美国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但也是最脱离本国百姓的政府。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乃至今天在台湾的挫折,也和这种崇美的基因有关。直到今天,国内知识界不少人还是一切以美国为马首是瞻,这种局面应该走向终结了,中国人应该自信起来了。

 

中华民族复兴得以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所发挥的核心作用。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陕北。在瓦窑堡会议上他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国民党的抗战将领傅作义听后很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当年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手下还不到8000人呀。随后14年不到的时间里,日本投降了,国民党逃往台湾,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国内也是悲声一片。但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世界历史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中国的机遇,所以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了南巡,他一路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即使是现在6.5%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的经济规模应该是1.5个美国,五六个日本。“一带一路”能影响这么多国家,背后靠的首先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和规模效应。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近130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中国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中国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尽管水平还参差不齐,但美国做不到。现在,中国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讲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成功。

 

今天我们需要读懂中国的崛起,而事实上很多人都读不懂 ,或者读的有问题。据官方数据统计,上海的人均GDP只有纽约的四分之一,但上海的关键社会指标都比纽约好。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真是成功了,我以你四分之一的经济规模,取得了如此出色的社会指标。我们的统计方法也与人家不一样,大量别人统计的东西我们没有统计,如农村的大量经济活动、街头小商小贩等,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规模被明显低估了。所以我们要进行指标创新。目前人均GDP的统计一定有问题,我们要更多地进行原创性地研究,包括指标体系的创新,才能更准确读懂中国和世界。

 

我们还要谈谈制度超越。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与西方政党完全不同的政党。西方政党由社会不同的利益团体的代表组成,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是一个大国,是“百国之合”的“文明型国家”,大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否则国家一定四分五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去2000多年的多数时间内,是远远领先欧洲的。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落伍了,但现在又在统一执政集团的领导下迅速崛起。

 

在政治层面,中国模式的特点是选拔加选举,这超越西方仅靠选举的模式。在社会层面,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社会和国家的良性互动,这超越西方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模式。在经济层面,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混合经济,它超越西方的华盛顿共识。不管我们现在多少人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但从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20多年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经历过西方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国家,不管有多少问题,仅这一点,这个模式就应该被充分肯定。

 

从绩效看,中国模式明显更好。1996年,台北要从他们的机场建一条51公里的地铁通往市中心,但20年过去,到2016年还没有建好。在美国实施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更难。背后是西方模式下,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使基础设施改进变得非常困难,美国政治制度的否决点太多。比如加州州长要建高铁,谁都可以通过打官司来否定他。同样20年间,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最大的高铁网、最大的地铁网。

 

西方模式有三个基因缺陷:即理性人的预设,权利绝对化,程序万能化。英国脱欧公投是非理性事件,对英国是弊远远大于利。在政客的煽动下,多数人做出了非理性的决定。欧盟反复告诫英国不要公投,但英国坚信它的权利是绝对的,执意搞公投。关于程序万能,决定英国人利益的这么一个大问题就通过简单多数决定了。其实,支持和反对英国脱欧,民调上看差距仅有三、四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协商民主模式,否则英国只会越来越分裂。再这样公投下去,十年后,大不列颠可能要变成小不列颠了。欧元危机现在也很大,西方走衰比我们多数人预计得还要快。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有三点底线思维。一是党的领导,也就是是否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大的宏观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力量。美国、英国都没有。二是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良性互动。去年“双11”,淘宝一天网上交易是1207.49亿人民币,超过印度1年的网上贸易额。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成功,除了阿里巴巴这样民企的崛起,还有高速公路网建设带来的快捷物流,高铁带来的方便,电力和网络的全覆盖,这些大多是国企主导的,所以这是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的良性互动,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良性互动。三是国家主权独立,确保安定团结,防止颜色革命。

 

民间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1949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1989年,中国救了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了资本主义。”我还要加上一句,从2016年开始,中国社会主义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人口规模是100个欧洲国家,仅长三角就有1.4亿人。长三角的崛起都将会对全世界带来震撼。如果1.4亿人中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到欧洲去旅游,每人买一块瑞士手表,瑞士的钟表企业24小时连轴生产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2016年是中国重返世界支点的重要转折点。2016年7月,美国曾派两艘航母战斗群到中国南海,为了应对美国的挑衅,中国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海空演习,这是中美两国在越南战争之后的最大军事对峙。但仲裁案出来时,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躲到菲律宾以东的海面上了。这是中国硬实力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而G20峰会是中国软实力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在G20峰会上,习主席带头讲中国故事。大会文件读起来真有点像中国政府报告的国际版,包括了“长远目标”、“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等大量中国概念。很少有一个国际文件包含了如此之多的中国概念。总之,中国正在重返历史之巅,我们为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自豪。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7上海地方志论坛”所作的主旨报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