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傅星谈《怪鸟》:“复活”上海新村记忆,需要挖掘更需要克制

2019/9/12 16:26:14

傅星谈《怪鸟》:“复活”上海新村记忆,需要挖掘更需要克制

“我希望能让过去的记忆被今天的年轻人所知,但不希望陷落在记忆里,而不顾读者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必须控制住自己的写作。”从《收获》发表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怪鸟》,傅星说的最多的是关于记忆与克制的话题。端午小长假,傅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静在博库书城与读者展开交流。“仿佛酷暑中的清风,畅快、丰满,笑中带泪。”龚静这样形容《怪鸟》的阅读感受。

 

傅星是“50后”,但《怪鸟》的书写异常青春,这或许与他曾经长期在《萌芽》杂志工作,与年轻人打交道有关。故事从一个叫小三子的孩子追射怪鸟开始说起,引人入胜。这或许又与傅星的编剧身份有关,《怪鸟》写得悬念迭出,场景感十足。

 

“故事发生在西区的一个新村,我在新村出生,也在那里长大。现在,新村在我的叙事中变得很乱,已经没有必要确切地指认它在哪里了。当然有些东西是恒定不变的,比如说情感;还有就是必须坚持的,凭良心说话。”傅星形容,写作的过程非常奇妙,似乎完成了穿越,在另一个时空里遭遇了一切而且做得够多。“在那里,我与自己对话,无休止的倾述,有时候,拼了老命都停不下来。小说带有自传体的性质,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有出处的,当然,也有很多的虚构成分。这种真实和想象的缠绕,构成了小说的叙述肌理。去书写历史,并艺术地呈现,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在龚静看来,《怪鸟》可贵之处在于,作为成年人的回望,当年历史背后的真相自然清晰,但小说并没有逾越少年的视角,反而写得极为克制,结尾戛然而止,没有过多抒情。“过去的记忆和故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大有吸引力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傅星说,自己在念书时,学校里也有类似“忆苦思甜”的活动,“台上的女工讲得非常投入,但对我们小孩来说,仿佛另一个世界的事情,直到她讲到情不能自已,在台上晕了过去,我们才意识到,她的记忆对她个人而言是如此沉重和痛苦”。正是这段经验让傅星警惕自己的写作不要落入向读者倾倒痛苦的窠臼,而是通过有意味、有形式感的叙事,让今天的年轻人接受《怪鸟》这部小说,不排斥祖辈、父辈的记忆和故事。毕竟,无论年代与空间如何变化,每个时代都不缺乏痛与撕裂的经验,而代际间感受的互通有助于青年一代更有勇气地直面当下现实生活。

 

《怪鸟》不乏当时少年的各种轶事:比如把外国女人当成间谍进行跟踪,比如养了一只所向披靡的斗鸡四处征战,比如“上只角”的亲戚家款待客人时美味的生煎包……这些极具“日常气息”的故事被叙述出来,如梦似幻,但又无比真实,是在“新村”中生活过的上海人的共同童年回忆。

 

书中还有一些具有艺术天赋的少年,即便在一个浑浊的磨灭个性的时代,具体的人生依然具有非凡的意义,生活的褶皱依然不会被全然抹平。少年们没法无视自己的天赋和理想,虽然有着大把的时间,却置身于困局之中,只能躲在林子里练声,偷偷地拜师拉小提琴,隐藏于破旧的小屋中挥洒作画……他们当中有些人实现了艺术理想,但更多的人只能把艺术跟青春一起埋葬进了记忆。在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男孩与伙伴们长大成人。作品通过故事植入文本的深层隐喻表现在:无论如何,人的生命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傅星说,自己创作《怪鸟》的缘由是因为新村的老房子要出售,看到照片后,他发觉破败的新村和自己记忆中相差甚远,产生了要把小时候关于新村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想法。他过去写过小说,后来去做编剧,退休后还想写小说,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关于新村的一切。“本来是想写一组短小说的,后来敷演成了长篇,那些人和事不断地往外冒,止不住了。”《怪鸟》由二十个故事组成,这些故事也可以独立成章,章节间的勾联是松散的,某些部分甚至可以重新拼装。这种设计也包含着傅星对于当下年轻人阅读习惯的考量,开放性的结构更便于读者的进入,也是一种更适合数字阅读、在手机上分段阅读的文本模式。